《六祖坛经》作为中国佛教史上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祖师语录集。有着它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翻开本经，精美绝伦的语言、生动活泼的譬喻、玄妙深奥的机锋、心领神会的对话……无一不让人为之叹美、钦服。不仅如此，其中更让我们为之折服的是祖师那种观机逗教、灵活多变的接引方式。从只字片言中，处处可以体会到佛教智者那种洒脱的人生观。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位睿智的圣者，所以，由其言行而结成的《坛经》才具备了不可比拟的魅力。

　　经中处处都是人生的哲理，小到穿衣吃饭、一言一行，大到人生观、宇宙观。所说之理，又都切实可行。较之它经，确使中国人易于理解和接受。深入的解读此经，可使我们在体验禅宗圣者智慧的同时，依之而行，逐渐完善自我的人格，进一步把自己引向更深入的宇宙人生真理的剖析与明证中去。

　　在中国佛教史上，只要一提到禅宗，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惠能大师及其《坛经》了。惠能及《坛经》一向被认为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纵观大师一生，为求佛道，历尽艰辛。磨坊八月舂米。接法之后，又于猎人队里十五年的隐居生活，食肉边菜，韬光养晦，历经了身心的磨炼与陶熟。静待机缘成熟，最终大开顿教法门。于中充分展现出颇具中国禅法特色的一代高僧品格。师可说是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一位思想家、改革家。

　　而其思想也主要集中在这部语录体的《坛经》里，从其中可清晰表现出大师提倡的南宗禅法，其特色即消除天国与尘世、佛与人、主与客等的对立，突出了人本的思想，尤其注重从伦理的角度演绎佛教的修持。“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在提出了成佛先从人做起的同时，也强调了“菩提只向心觅”欲求佛道须从自性上下功夫的理论，与一整套截然不同的修行实践之方法。

　　自唐以来，师不仅受到当时帝王的尊崇。后来的许多著名学者、伟人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唐代诗人工维、文豪柳宗元、刘禹锡曾分别为大师撰写碑记，赞颂了大师开创顿悟法门，树立一代禅风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毛泽东评价说“是禅宗真正的创始人”“真正中国佛教的始祖。”世人更誉之为“东方如宋”。

　　对于以上的这些评价，大师也实在可说是当之无愧。师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真正开创出中国化佛教。把高山深远的殿堂佛教拉回到现实生活的行住坐卧中。这不惟是禅宗，更可说是整个佛教的——次大革命。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实践，在浪淘沙似的历史大潮中最终得到了认可。自唐中叶以来，南宗禅风大弘于中土。及至末后，中国佛教可说是禅宗与净上二宗的天下了。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其人本的立场和简单明了的修学方式。这一思想主旨，在其《坛经》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惠能以往的佛教，在谈论修行时，尤其在谈到心性这一问题时，大多是抽象化的，是本体的，是佛性、真如、实相。若欲证悟此理，须大彻大悟，或体悟毕竟空性。对于……般人来说，往往令人望而却步，似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在《坛经》中，则把其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使人可依之而行。如经中《般若品》之无相颂：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

　　出世破邪宗。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说即虽万般，

　　合理还归一。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

　　清净至无余。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离道别觅道，

　　终身不见道。波波渡一生，到头还自懊。

　　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白若无道心，

　　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欲拟化他人，

　　自须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

　　恰如求免角。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

　　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此颂是顿教，

　　亦名大法船。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此中所说之理，是非常易于理解而且切实可行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和行为准则，可以说它所指向是人本的，是站在现实人性的立场而言。“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所说即是为人处事中应具的态度与方式，但求自己止却是非之心，对称讥苦乐、利衰毁誉、顺逆诸境了无憎爱，坦坦然，荡荡然。如经长途苦热放下重担，安息于清凉榻上，长伸两脚卧一样的安闲。果能如此，则我们的现实人生就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烦恼争讼。这就是人生哲学，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思想，以此思惟方式去对待人生，那社会也就因此而清净、和谐。师教诫弟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即修学佛法不能逃避现实，脱离社会，而是更应以出世忘我的精神做入世利益人群的事业。做到“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行使舍己为人的大乘精神，利乐众生，勇猛精进。

　　什么才是修道？经中明确的告诉我们，只有常常能自见己过的人才是在真正的修道。“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道人要常自回光返照，检点自己的过失，使念念清净无丝毫渗漏，才是真正的修道。反之，若一个修道人，或是一个志求自我完善的人，时时观察身边人的缺点过失，而都无内省之心，那么就真是“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了。如此劳碌烦恼的“波波渡一生”到生命终结之时—？定会因此而悔恨的。

　　在对待心性的问题上，依然是从人本立场出发的：“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让我人以不取不舍的不执之心对之待之，则可彻悟自性之真理。即是所谓的“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这一不取不舍的“中道不二”思想，在《坛经》中俯拾皆是。如师所作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突出了无可执、无可得，无取无舍的佛性空寂义。也正因为佛性，故只要众生不偏执二边，“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此悟只在刹那间。

　　又如师于临入灭教导弟子的三十六对法，出没即离两边，充分展示了师的“中道不二思想”。他告诉弟子：“若说一切法时，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间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这是说如果在向别人说法时，要站在万有不离自性的信念，善于从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把握事物，至最后两边的对待也尽除去。以帮助人们破除“我执”“法执”，以了悟诸法的真理。在《坛经》中，除此之外，还有生佛不二、定慧不二、世与出世不二、垢净不二……。可见，这不：二中道思想贯穿于慧能大师的整个禅法之中。师以此来教导我们以“不二中道”观宋了悟佛教超越的真理及宇宙人生的真实本性。

　　在行度化之时，大师则如是说：“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就是说世间一切众生自有大道，各人因缘不尽相同。因此“欲拟化他人”首先要“自须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然而如何才能做到不令彼有疑呢？首要的应是自身具有正确的见解，有了正见，才可能以此正理去化度他人，否则，不过是以盲引盲罢了。换句话说，就是要先见自本性，然后才能以种种方便正确地去化导他人，进而使之亦彻见本性。

　　同时，惠能也强调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佛陀说法，一贯主张“应机施教”，这是非常明智的。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生活环境与人生理念在不断的变化，接受教化者的兴趣和风格也自然有时地之异。故而师一再强调度化时要具备观机逗教的善巧、识别来者根机的智慧，不让对方有所怀疑。弘扬佛法本是一严肃的事业，它既关系到佛法的流传，又关系到众生的慧命。所以，在弘化的过程中，只有机教相应了，众生才能寻找到生命真谛，佛法的慧命传承才有保障。

　　在这里，成佛作祖，己不再是天方夜谭，可以说，惠能是把佛性直接诉诸现实人性，就佛法与人生而言，使中国佛教转向了对人的关怀，其结果是把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逐渐引向了伦理化的道路。这也就标示着中国佛教走向了“人间佛教”的道路。

　　一代宗教领袖太虚大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中国佛教沉渣泛起、积重难返的危局，而高举“人间佛教”的大旗，力挽狂澜，为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历史回溯到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时期，六祖大师早已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念，他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一理念在《坛经·疑问品》中最能体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钓，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口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在我们大力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优良传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大师的这首《无相颂》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佛陀制定戒律的本意是为了令众生防非止恶，调治身心，破除烦恼。作为在家佛弟子受了五戒之后，若能逐步淡化自己的烦恼、矫正自己的习气，能做到平等五分别心，真诚无欺，不虚伪、不造作，又何须着意持戒呢？正如身若无病，不须用药一样的道理。这是大师用反问的方式宋作提醒，要求我们做人要心平行直。“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这是大师教导我人要报恩知义，不但要孝敬父母，还要照顾关心邻里、以及社会亡的弱势群体。渐渐扩大至对一切人的关心。让我们以一种感恩、报恩之心来回馈社会，生活在责任和义务当中，把对父母的义务、国家的义务、众生的义务、点点滴滴地承担下来，落实到现实生活的分分秒秒中去。“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这是大师提倡的忍辱谦让精神。无论生活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土，忍辱谦让都是做为良好的品德来发扬的。没有忍让精神，那么社会将被纷争和仇杀所吞没。世间上，许许多多的矛盾和纷争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只要双方都做一定的忍让，就能够和平的化解。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过失，有过失不要紧，能改过就是一个有智慧和勇气的人。知错能改，这实际上就是智慧，人的自我完善，以及智慧的开发，往往都是通过知过、改过来实现的。所以大师这样说：“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此中所说之理，是非常朴实明白的，且又深刻中肯、语重心长。正如太虚大师所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做人的基础不外平心、孝道、忍让、改过。做好一个人之后，才能言及修道成佛，做人是修行成佛的基础，而完满的人格要在修行实践中不断的完善：出世德行也要在完备人格中体证与实践。

　　可见，禅宗，确切说足以惠能及《坛经》为基础的中国化的禅宗，确实能在现代社会帮助人克服与自身、他人、社会及自然分离异化，使之彻底摆脱精神危机。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们知道，现实人生，尤其是在现代这样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精神文明相对贫乏的时代，人们在一味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在心灵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不是物质享受所能解决的。管子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对于一般人来说，当其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随之而宋的，就是对于精神上的需求。在纷繁劳碌的竞争中，人们迫切需求的是心灵上的安宁与祥和。

　　其次，我们看到，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潮中，国人虽对精神建设有所关注，然而，却难以找到一个文化的定位。几千年来，我国固有传统伦理观念被全盘否定而又找不到一个新的支点。虽然，近代以来，一些有识之士也在为此而呼吁，而所收之成效并不显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失衡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人伦道德的沦丧与滑坡。

　　再次，对于一些精神追求较高的人来说，当他们在思考宇宙人生大问题的时候，面对一期生命的短暂与无常，面对人生人死的疑问，面对世事的起伏不定，面对自然界无数的未知，面对更多人类无法解释而又不得不思考的事物时……这种种问题都不是从家庭、学校、社会中所学的知识能够解答的。

　　而以上这种种的问题，都可以在经中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正如本文所引之颂文。虽仅数百字，却统括解决了吾人在对待自身、他人、社会等等问题所应具的心态与方法。依而行之，将获益良多。

　　当然，在对待人生社会等问题上，不唯此一段颂文，不唯本经，也不仅仅是佛教，在人类文化史上，有更多浩繁的典籍，都凝聚着前贤先圣的智慧与悲心。具足悲智的前人留给后人的也往往是极深刻的人生哲理。都值得吾人去剖析与体证。

　　惠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把佛教的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并最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在谈到现实意义上，以惠能及其《坛经》为代表的禅宗则更能适应中国人的根性。相应地，由其所开出的法门也自然易为国人理解和接受。

　　总之，惠能及其《坛经》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深入的研读与体证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若把其作为一种传统人生教育来看，那么，对之研读并推广宏传，甚至应该说是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