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入世与出世：佛舍利彰显汉民族精气

[导读]对于今日中国而言，珍贵佛教法物的出现似乎也非偶然。一如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上世纪初立世的“人间佛教”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实践机会。

望东方周刊2010032期封面

佛舍利：千年入世与出世

舍利现世：佛家与南京人

几多豪杰也曾经从南京北进、冀望克复神州。无论成功与否，汉民族之精气可见一斑

《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南京报道

大报恩寺遗址隐藏在一栋巨大的灰色住宅楼后面。从中华门出来一直向南走，只有经过它才会看到几块巨大的广告牌写着“金陵大报恩寺项目”。

大楼的居民都在揣摩什么时候开始搬迁，“原来楼后那片也都是住家的，一户挨着一户。”60多岁的老妇对《 望东方周刊》说，自从挖出装有佛顶骨的石函后，已经有几拨记者到位于顶层的她家俯拍考古现场，而遗址上的“钉子户”们很快就消失了。

的确，南京市已经规划了上百亩的金陵大报恩寺复建项目。一位来自北方的企业家甚至已与南京方面接洽，捐献10亿元专门为佛顶骨舍利修建一座世间独一无二的地宫。

不过，栖霞寺监院谛如说，这些不过都是舍利带来的附属利益。

南京的官员和学者们都强调，佛顶骨舍利在金陵现世绝非偶然。这座城市既是佛教于中国的第一批落脚之地，亦是佛教文化在百年前复兴的开始。

而对于今日中国而言，珍贵佛教法物的出现似乎也非偶然。一如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上世纪初立世的“人间佛教”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实践机会。

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佛教用了20多年时间基本完成了重修庙宇、重塑金身之事。寺院里游人如织、庙堂上香火旺盛。正如人们所期望的，是它再承担起解答世间困扰和疑惑的时候了。

每个人的喜爱

大报恩寺对于南京人来讲一直是一个近在身边的传说。文保单位认为，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东晋初年命名为长干寺。后几经损毁、重建，至明永乐年间以皇家寺院的规制重建，并由明成祖赐额为大报恩寺。

清咸丰年间，寺庙毁于太平天国兵火。到此次考古发掘前，大报恩寺的遗址已是南京一处普通的居民区，有居民1500户。不过这里仍保留着宝塔、宝塔顶、后山门等地名。

39岁的谛如法师曾是一家电梯公司的技术人员，像大多数南京人一样，他从小就知道大报恩寺的传说。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大报恩寺那座著名的琉璃塔。

大报恩寺曾有一座高200尺、即78米的琉璃塔，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晚上塔的各级外窗台都会放有烛台，远远望去像一条火龙立在南京城的南面。古代的南京不像今天这样万家灯火，所以它就最为显眼。”谛如说，在当时外国旅行家的速写和版画中都有这座高塔的形象，它一度被称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作为南京市府大院里的一个普通干部，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孔利说，在发现大报恩寺地宫前自己对于佛教文化并无太深了解，“与一般南京市民相当”。当过中学历史、政治教师的她却对大报恩寺的琉璃塔也有很深刻的印象，“琉璃塔檐上有风铃，风来的时候据说十里外都能听到铃声。”

后来孔利在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职9年，一直想恢复这个美丽的图景，“每个南京人对大报恩寺和琉璃塔都有自己的喜爱和想象。”

而在南京市博物馆副馆长华国荣看来，“大报恩寺对南京的几代考古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奢望。”

“明代时南京是国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我们对明代的东西一直很敏感。”华国荣掰着手指说，南京一共有6处大的明代古迹和遗址：明城墙、明孝陵、明故宫、宝船厂、阳山碑材以及大报恩寺。“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明代早期做的国家工程，”他说，它们显示了一个新兴国家千秋万代、江山永固的决心和期望。

自2000年，南京开始对这些明代古迹遗址进行复建，不过大报恩寺迟迟没有动静。

“1500户人家，动迁就要几十个亿

。”华国荣说，他们和老一辈考古工作者都很少去大报恩寺所在的古长干里调查，原因很简单：根本没有希望，调查都是白费工夫。大报恩寺遗址的考古挖掘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了结南京考古界的一个夙愿。

汉民族的避风港

身份、年纪各不相同的南京人，在一处寺庙遗址形成记忆交叉并非偶然。南京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2400多年建城史闻名，其佛教历史亦可以上溯1780多年、至汉献帝末期。不仅佛寺、塔院已成为它的标识，中国最早关于佛舍利的传说也发生在南京。

据唐代僧人法琳《辨证论》，南朝至梁代，南京有佛寺2846所、僧尼逾8万人。谛如说，大报恩寺所在的南城一直是南京佛教的中心地带。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大多就在古长干里这个区域。

南京曾有10次瘗藏舍利的经历，每一次也都与佛教的大起大落有关。如隐藏大报恩寺佛顶骨的天禧二年，正是宋真宗重修长干寺、大兴佛法之时。正是在宋代，佛教的中心从印度逐渐转移到中国。

再如玄奘法师舍利在宋末的战乱中弃于荒山陋庙，被天禧寺主持演化法师带回南京密藏供奉，而天禧寺与长干寺正是大报恩寺的前身。

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之地，每每世到末法、禅道中断，南京也成为佛法存继之地。近时如太虚法师在清末民初天下动荡之际，在南京毗卢寺开展“佛教新运动”， 提出“教理、僧制、寺产”三大宗教革命。

他后来回忆：“我则从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为事，乃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赴南京发起佛教协进会，就毗卢寺设筹备处。”

南京存续佛教文化并成为复苏、振兴之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经过从魏晋到南北朝的快速发展，到隋唐之前基本完成了本土化。这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再穿着袒露右肩的印度僧装，而是中原服饰。佛教的传播者在相当长时期内着力与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融会贯通，并以佛教内容比附儒学概念，使其以外来宗教之源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

这样，当外族自北方入侵，佛教便随汉族王朝南下。以南京虎踞龙盘之势，进可北上中原、退可南下滨海。长江以刚劲之力在此为汉民族揽得一个避风港。

对于这一历史境遇，许多人以“偏安”形容。但不得不承认，自东晋至清末，南京一直是汉民族最后的壁垒。失南京，则汉民族尽失天下。

几多豪杰也曾经从南京北进、冀望克复神州。无论成功与否，汉民族之精气可见一斑。

相依为命

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化曾多次“同化”以武力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而佛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晋后，中国北方陷入少数民族国家混战。在后赵、前秦等大国，佛教都对统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后赵国主羯人石勒推崇僧人佛图澄，下诏书“中州胡晋略皆奉佛”。

另一位著名僧人道安在江南为前秦国主符坚俘获后，不仅为苻坚视为“神器”，甚至一度劝阻他不要南下攻晋。

至隋唐代际，佛教在中国开花结果，分门立派。

谛如说，传说阿育王统一古印度后，曾经造八万四千座阿育王塔向统治的领地分发舍利，此次大报恩寺出土的虽然也叫阿育王塔，却并非来自古印度。“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虽然偏安一隅，但仍模仿阿育王分发舍利的传说造八万四千铜塔，没有舍利就在中间藏封经书，分发到天下，即使不是他管辖的地方。”

钱此举政治意图明显。可以说，在南人柔弱之时，佛教乃是汉民族重要的精神支柱。

至宋代，江山多分，但这一时期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国家与汉民族国家在思想文化上联系紧密，一体趋同，佛教则是其中主要的文化纽带。

如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42年“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可以说，这时佛教已经进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生活。如需信佛教，自然要学汉文、懂汉事。

元、清两朝虽然信奉藏传佛教，但仍用中土佛教作为统治思想的补充和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清世宗更是留下弃位出家的传说。

在这样的漫长历史中，南京和佛教自然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触。一如大报恩寺、琉璃塔之于南京运气的传说。而这种依靠，在中国各地同样不断给予动荡的先民们以抚慰。

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塔一直被认为可以改变命运。虽然还没有记载说大报恩寺琉璃塔在兴建时如何测定风水，但考古发掘确定，它沿用了宋代长干寺真身塔的塔基。

华国荣说，开始他们并不相信明代建设的琉璃塔会沿用前朝塔基，“朱棣举全国之力用17年建大报恩寺塔，应该重新建塔基。”

可以想见，明成祖自然认为这个塔基于南京及国家均有护佑之神。

对于大报恩寺及琉璃塔的毁灭，目前公认是在清咸丰六年，即1856年。是时太平天国内讧，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引兵与其在南京城对峙。一种说法是韦昌辉为防止石达开占据制高点，而炸毁了位于城外的琉璃塔。不过无论原因如何，自太平军围南京起，这个城市就反复遭遇巨大的灾难。

而在江南各地屡受创伤的明末，南京却躲过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类的惨剧。

将城市与一座塔相联系，自然有些牵强。但一次又一次的亡国对于南京来讲都是一次灾难、一次剧痛，一如中华文化于5000年间一次又一次在废墟、平地上重新构建。

当今之人无法确切感受数百年前佛教之于南京人的安危，只有栖霞寺在1937年冬天保护2万多名难民的故事令人们了解，它对于这个城市的庇护。

自我改变的宗教

至清末民国初年，南京的佛教同这个国家一样迎来满目新气象。太虚法师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今浙江桐乡人。他在1910年就曾到南京听杨仁山讲经。如果说前者以创建金陵刻经处存续、弘扬佛法，那么太虚法师则在南京为中国佛教的进步和改革奠定了基础。

太虚法师提倡的“人生佛教”以及后来人们说到的“人间佛教”要求佛教必须贴近民众，关怀民生，利益人群，造福社会。为此，必须适应时代对于佛教教理、教制等进行改革。

内地佛教界在经历“文革”之后，迎来了迅速恢复和发展。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正式提出“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此后，他不断结合实践对此进行充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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