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这是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的几句话。既有了这一念想，他就悄然实行，地点是杭州的虎跑，时间是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后共18天。

说起来，刊有断食方法的日本杂志，还是夏丏尊推荐给他的，而“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也来试试”之类的话，夏丏尊也曾说过。但像夏丏尊这样的，往往是戏言而已，说过就忘。所以，当断食后清癯消瘦的李叔同出现在他面前时，夏丏尊自然是大为惊叹，可也不忘“责难”了一句：“为什么不告诉我？”但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说不能行的。”

为人处世，恪守言行合一或言出必践，事实上是一个艰难困苦而又玉汝于成的过程。而在芸芸众生之中，要想真正辨识“言必信，行必果”，除了要有一双慧眼，看来还得“假于时日”。孔子在《论语》中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意思是说，以前我对待人，听到他的豪言壮语就相信他会这样做；但现在我看人，听了他的话我还不能相信，还要观察他后面的所作所为。李叔同在俗39年，在佛24年，其在言行合一上的执著与决绝，在其出家前后，尤其是皈依佛门之后，显然是体现得尤为彻底。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别了任教6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式出家为僧。今年春节期间，笔者细读陈星所著的《弘一大师在浙江》一书，得知在出家前的一个晚上，李叔同书写了一篇《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的石碑碑文，而碑文末的落款就已是“大慈演音书”（李叔同皈依后释名演音）。姜母即李叔同的老友兼同事姜丹书的母亲。

1917年春，姜丹书的母亲因病去世，他即请李叔同为其母书一墓志铭。李叔同自然答应，但总在酝酿之中。直到一年多之后，在他出家前一天的晚上，方才恭敬地点燃一支红烛，写下了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而随后的一个细节，笔者自觉将难以忘怀。那就是在写完之后，他当即将毛笔折为两截。现在普遍认定，《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当为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而他所要主动断绝与厉行的，又岂是一支笔所能涵盖？

既绝尘而去，就决不回望张顾。出家不久的弘一法师就为自己“约法三章”：凡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其进佛门之初，每有家书来，他均着人在信封后披上“该人业已他去”的字样，将信退回。

多年前读过黄炎培的《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对文中的一个情节至今印象深刻：

“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

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尽管一心向佛，但还是有人听信传言，弘一大师有一次在福建讲经时，忽然接到一位16岁少年的来信，指责他忙于酬酢。弘一大师当即回信表示：“惠书诵悉，至用惭愧!自明日起，即当遵命闭门精修，摒弃一切。”虚怀若谷，时刻憷惕，用志不分，终成大德。

这也难怪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慨叹道：“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缘故。”自然，也更与他的言行合一、说到做到大有关联。虽岁月更迭，春秋代序，但无论在俗在佛的李叔同（弘一大师），总显示出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这固然与他出众的才能与禀赋有关，但更是他在人生的进程中越来越严加秉持的言行合一而产生的强大的“感化”所致。本文所示，虽多有违常人之处，但正是非常之人，方有非常之举，也才最能撼人心魄。而言行合一作为一种完美的人格体现，其嘉言懿行，总当在后来者的仰慕与追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