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化交流的光辉篇章

　　中印文化交流其实质就是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

　　我是佛教徒。大家知道,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降生在迦毗罗卫,他的主要活动都在印度。我国的佛教经籍,都是从印度直接或间接传过来的。我们曾经作过统计,自从我国东汉末年,一直到南北朝初年的二百六七十年间,就有著名的译经法师十二人是印度人。南北朝隋唐时朋则更多了。在我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四大翻译家,其中三人与印度有密切关系。如鸠摩罗什,虽出生於西域龟兹,而与印度关系密切,真谛是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其後从扶南国(即东埔寨)到中国的。玄奘虽是中国人,而曾在印度游学了十七年。

　　公元前一世纪中,佛教就已从印度传入我国新疆地区。首先从迦湿弥罗传至于阗,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了印度的佛教。

　　公元七世纪间,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西藏地区。由於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来藏,大弘中观、律学,密教形成了西藏前弘期佛教的盛况。公元十世纪末,又有印度僧入作信铠、佛护、慧护、阿底峡等入藏,广译经典,促成了西藏後弘期佛教的隆盛。

　　除了印度东来弘法的高僧,还有中国西行求法的高僧。

　　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但他只是到了我国新疆于阗,没有到印度。西行求法运动的兴起,是在我国束晋时期,其中以法显的影响尤为大。法显於荣晋隆安三年(三九九年)和同学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阅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最後从斯里兰卡经南海回国。籼法显同时的还有智严、宝云、智猛,昙纂等人。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经,在我国是尽入皆知的。

　　在我国唐代,中印交通往来,有三条路线:一是由长安经青海,贯通西藏,至尼泊尔。再往印度,是为东道;一是经新疆和于阗等天山南路,越葱岭,过大雪山,入印度,为中道,一是经库车等天山北路,越葱岭北面,进入印度,为北道。此外,还有从云南经缅甸往印度的陆行路线,以及由广州经南海诸国,过新加坡海峡往印度的海行路线。古代中印高僧,不论东来传法或西行求法,从陡路行,要经过冰天雪地,穿越广大沙漠地带,从海路行,要经过汪洋大海,涉历惊涛骇浪。他们都是“忘形殉道,委命弘法”。正如唐代义净法师说的:“晋宋齐梁陈隋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後者须知前者虽。路远极天唯乌道,沙河遮日力疲殚,後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中国的佛教,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虽然也有发展创新,但总归渊源於印度,如出家比丘,都要受戒,而最先到我国来传授戒律的,是魏嘉平二年(二五〇年)来华的,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我国的禅宗,就是梁普通年中(五二〇-五二六年)南天竺菩提达摩最初传来的,因此,我国的禅宗以菩提达摩为初祖。我国天台宗的正依经典《法华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华严宗的正依经典《华严经》,其第一译是北天竺人佛驮跋陀罗翻译的,三论宗韵正依论著《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的作者龙树提婆是印度人,唯识宗的正依论著《瑜伽师地论》、《唯识论》等的作者无著、世亲也是印度人。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中印两国人民在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已经谱写出光辉的篇章,是永远值得歌颂的。我们中国佛教徒,永远不会忘记印度佛教与我国佛教的渊源关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