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AI伦理委员会宣布解散了。
可是它上周才刚刚成立。
部门的全称是先进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 (ATEAC) ,8位成员全部来自谷歌以外,帮助公司面对AI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从委员会建成的第一天开始,成员就受到了道德上的严重质疑。
本周,质疑又升级成了数以千计谷歌员工的抗议活动,还有许多外界人士加入。
终于,谷歌没有挺过这波攻击,无奈地更新了动态:
已经很明显了,在当前的环境下,ATEAC起不到我们希望的作用。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停掉,再想别的办法。
到底为什么死得这么快?
重蹈覆辙
时间倒回3月26日 (上周二) ,谷歌宣布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
谷歌说,这是为了保证公司的AI技术发展,符合去年6月提出的AI七条原则。
七条“道德原则”提出的背景,正是谷歌迫于三千多位员工抗议的压力,决定在2019年约满后退出与军方合作的无人机项目。
讽刺的是,AI伦理委员会名单里,有这样一位成员:
Dyan Gibbens,无人机技术公司Trumbull的CEO。公司为军方提供无人机的自动驾驶方案。
△?左一是Gibbens
于是,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反对的声音已经喷涌而出,毫无退意。
当然,无人机技术公司的负责人,并不是成员里唯一的bug。
名单里还有一个叫做Kay Coles James的人物,是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的负责人:
James公开发表过反LGBT的言论。她认为跨性别 (Transgender) 的女性,就该被称作“生理上的男性”,不该让跨性别群体争取更多的权益。
对谷歌员工来说,反对跨性别者,或者说反对LGBT,可能比跟军方合作来得更严重。
本周一,上千位员工联合188位社会各界人士,发起了一场“反LGBT恐惧症”的联名活动,要求把James从委员会里踢出去。
陆续有超过2,300人签名。
除了反对性少数群体,James的身份也很敏感。传统基金会,保守派智库中的战斗机,对美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影响。有许多共和党政治人物出身于此,或者在卸任之后服务与此。
让人不得不怀疑,谷歌在AI伦理委员会中加入这样的人选,有安抚共和党人的意图,是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为自身谋求福利。
而且,委员会里拥有政治背景的不止James一人。这也是许多人反对的重要原因。
谷歌没有透露过,成员是怎样选定的。但看上去并没有吸取前车之鉴,且对员工和外界的负面情绪估计严重不足
。内部损耗
除此之外,就连被选中的成员里,也有人直接拒绝加入委员会。
谷歌原本的计划是,第一届的8位成员从4月开始举行四次会议,直到2019年年底届满。
但变化出现在3月31日,成员之一的卡耐基梅隆大学 (CMU) 教授、经济学家Alessandro Acquisti便发表推特说:
想在这里分享一下,我已经拒绝了谷歌ATEAC的邀请。
虽然我是研究AI道德的,但是要讨论这么重要的问题,委员会一定不是个对的场合。
还有另一位成员,Joanna Bryson,是英国巴斯大学计算机系的副教授。
虽然,她没有直接退出,但当有人提到那位反LGBT的女士,副教授在推特上回复得云淡风轻:
你信不信,这里面有的人还不如她呢。反正我只干一年。这工作还不给钱,感觉更不道德了。
里应外合,反对派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战斗力正盛
4月4日,AI伦理委员会正式瓦解,满打满算寿命9天。从员工联名抗议那天算起,3天便结束了一场战斗。
胜利的依然是员工。
身经百战,他们仿佛已经训练有素。
2018年,因为谷歌参与美国军方无人机项目Project Maven,4月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超过3,000位员工联名反对,5月又有十几名员工集体请辞。
最终,谷歌在去年6月被迫宣布在2019年约满后不再续约这个项目。
2018年11月,因为不满公司对安卓之父Andy Rubin涉嫌性侵女下属的事件保持沉默,全球各地有超过20,000名谷歌员工参与了罢工。
员工认为,公司处理这类事件的流程严重不透明,要求管理层公开性骚扰透明度报告,建立一套清晰、标准、全球通用的性骚扰举报机制,并且保护举报者的隐私和安全。
终于,谷歌在2019年2月宣布,取消了针对性骚扰和性侵的强制仲裁政策。也就是说,受到这类伤害之后,员工有了起诉公司的权利,不需要私下解决纠纷了。
性侵事件之后,谷歌员工反抗的激情,被彻底激发出来了。
所以,不论公司再出现怎样的争议性话题,领导层可能都要做好准备,随时应对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而成立AI伦理委员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减少抗议的发生,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但人员选取不慎,收到了反效果。
现在,谷歌说依然需要在AI伦理道德问题上,吸取来自外部的意见,但要想出几种不同的新方法来。
希望下一版方案,至少能充分考虑员工的情绪点和战斗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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