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中国佛教史上,湖北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武汉作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全省佛教中具有较大的影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武汉乃至湖北的佛教概况。

　　湖北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之中部,属交通要道,是楚文化的中心。隋唐之际,是湖北佛教鼎盛时代,“天台智顗,玉泉立宗,止观玄义,教观大成”,智者创当阳玉泉寺,《摩诃止观》与《法华玄义》始成于此。“禅起蕲黄,道信初变,东山法门,弘忍开宗”,在黄梅有禅宗四祖寺、五祖寺。湖北尽亨“天下祖庭”之风光。清民之时,又出现了以太虚、持松、来果、慈舟、妙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僧大德,特别是太虚大师,就是因为武汉是“九省通衢”的重要因素,才选中武汉创办武昌佛学院,由此而掀起了现代僧伽教育之高潮。在现当代,台湾佛教会会长白圣长老、百龄高僧本焕法师等均出自湖北。遍观当今中国佛教,客观地讲,湖北佛教与先进的佛教省分还是有差距,但湖北佛教还是具有很好的优良传统。振兴湖北佛教,再现辉煌,我们的思路是抓住两点,一是保持优良的传统,发挥优良传统的作用,二是还要大力培养僧才,充分发挥中青年僧人的作用。

　　2、您青年时代曾一度亲近太虚大师,能否请您谈谈对太虚大师的印象,您对他的佛教改革运动作何评价?

　　1989年12月,我在香港法住学会举办的“太虚诞生100周年国际会议”上,曾发表有一篇论文:《缅怀行师,继承人本遗业——亲近太虚大师的因缘》,其有较详细内容。简而言之,我对亲近虚大师有四点体会:其一,虚大师一生举办僧学,培养僧才,为人本佛教做干部储备;其二,虚大师一生倡导佛教服务社会,参加社会各部门工作,遵循“问政不干政”的原则;其三,虚大师一生立足佛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其四,虚大师一生弘法以人为中心,破除封建迷信和鬼神色彩。虚大师其行其为、其思其想,对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对今天乃至今后,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佛教只有立足于人间社会,适应于人间社会,服务于人间社会,贡献于人间社会,爱国爱教,发扬优良传统,才能社会与佛教共同兴旺,永世昌隆。

　　3、文革期间,全国佛教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请问当时归元寺情况如何?落实宗教政策以来,您在归元寺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当时,先有红卫兵到寺院翻抄,说归元寺是封建思想根据地,我就用大纸写上“反封园”,封贴在“归元禅寺”额表面上,保护寺匾,又向红卫兵种种随顺劝导,使他们行为得以节制;后来武汉经历“七·二○”事件后,有兵团、造反司令部等强行占据归元寺,并在寺内开设工厂,我把主殿(大雄宝殿、五百罗汉堂、藏经楼等)从里反锁,用东西顶住,在外面门上贴上封条。这样,开始还起作用,后来他们要强行打开,我见形势不能控制,临危顶着巨大的压力,上书周恩来总理,说明归元寺的情况,我还清楚记得写信日期为1968年4月6日。不及半月,周总理亲笔批复要保护归元寺,后来他们在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下撤出了归元寺,并以“翠微公园”的名义得以完全保存。所以文革期间,归元寺基本上没大的损失。因为有周总理的亲笔文件,1979年便复名“归元禅寺”对外开放,在全国可以算是第一个,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座有条件接待外宾的的佛教寺院。以后归元寺逐渐恢复丛林制度,对破旧、老化的殿堂进行了重修。现在,还在寺后新购地一百亩,兴办佛教教育,以满足广大信众的需求。如此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最大的体会是,要依靠党和国家,佛教才能弘扬光大,诚如东晋道安法师所言“不依国主,法则不立”。

　　4、文革以后,您在对外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了许多贡献,请您简要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

　　文革以后,佛教在国际上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形式、两岸友好往来等方面作出了很重大的贡献,仅举一例,1984年11月,我参加以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邀请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访问,参观了印度六个邦(邦相当于中国的省)、十八个佛教圣地,印度友人赞叹我们一行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玄奘。通过这此访问,宣传了正自己,增进了中印友谊。特别是在菩提迦耶,我们不期而遇台湾佛教朝山团一行,除居士外,有法师近二十人,其中有灵根法师,是我在湖南学习的老同学,真是因缘殊胜不可思议。我们相见都很惊讶,我惊讶的是分别近五十年的老同参能在佛陀圣地相逢,他惊讶的不仅是我们的相逢,而且我居然仍是僧人一个。他们说:“听说大陆已经没有和尚了,今天见到诸位大德长老,真相大白,才知其是谣传”。我们也借机介绍大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的大好形势。

　　5、您老一向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武昌佛学院的恢复创办是单纯的历史重现还是具有全新的办学理念?您认为今天的佛学院教育与解放前的佛学院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武昌佛学院是太虚大师1922年创办的,首创以现代教育的方式培养管理、研究、僧师范等人才,不同于此前僧教育仅为培养某宗某派的讲经法师而已(太虚菩萨语)。1994年我们恢复武昌佛学院,相对于其它佛学院起步较晚。现今中国的佛学院教学模式,大都采用的是现代教育方式。鉴于解放后一段时期佛教僧才断层,以及当前佛教状况,十分需要讲经弘法的人才,所以武院恢复办学,一方面继承太虚菩萨办学理念,培养多方面僧才,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此基础上培养讲经法师,1996年武汉市佛协送贞净、能利、印宗到新加坡弘法人才培训班学习,现在武院也开设了专门的讲经班,学员通过讲小座的形式提高自己和弘扬佛法,目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6、您老勤于修禅、工于书法,您的书法禅意深厚,清秀高峻,巧妙地将书法与禅定融为一体,是当今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能谈一谈其意境吗?

　　释门高僧大德兼并书法大家者不胜其数。昔画竹通禅者曰竹禅,吟诗通禅者曰寄禅,今泼墨透禅者书禅也。禅书融合,千变万化,方便多门,归元无二。书、禅合一,只是书以现心,心以书明而已。先师太虚上人挥毫时,一气呵成,尤其是“佛”字末一竖,一笔到底,修长有力,我写“佛”字时亦多效尤。又,当年弘一大师,封笔埋石,闭关清修,后以书法能弘佛教,接引众生,故又提笔。所以,常常高僧以书赠人,都是为方便弘法故为之。初习书法者要勤习揣摩,打下坚实基础,才能融多家之长;熟之,则浓淡自如,长短自如,达到神韵、字形合一,形成自家风派,此如祖师禅同,棒喝问答,机锋各不相同也。总之,精进万化,寂默是本;禅书若舟,渡人渡己。

　　7、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会副主席,您对当前中国佛教的现状有何看法?您认为中国佛教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哪些问题?

　　中国佛教在七届全国佛代会以来,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工作变化大,做了许多实事、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大事;二是在领导班子中,年轻人多,他们年富力强,信心坚定,干劲十足,具有蓬勃之朝气,浩然之正气,昂扬之锐气。在当前社会与佛教形势下,第一要做的事,还是要加强僧才的培养,这是根本、是关键,第二是对佛教优秀的传统要继承、保存、发扬,这是立足点。我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力度加强,新一代中青年法师的大批涌出,中国佛教的明天一定更美好,正法一定会久住世间!

　　附:昌明长老简历

　　昌明法师,俗姓曹,1917年8月生,湖北省枝江人。少小聪颖,即入私塾学习,刻苦认真。1935年秋于枝江江口弥陀寺礼觉岸法师出家,1936年2月在枝江弥陀寺依妙德和尚受具足戒。后就学于崇善佛学院,毕业后至湖南衡阳法光佛学院攻读三年,又参加“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之抗日僧伽救护队、桂林祝圣寺弘化社,期间于二处常亲近太虚大师。1950年任枝江弥陀寺方丈,1954年往江西云居山亲近虚云和尚,1956年任汉口护国寺监院,后移锡汉阳归元禅寺,1957年到北京中国佛学院研究部研学佛典,1960年卒业后任归元禅寺监院。文化大革命期间,与红卫兵、造反派周旋,1968年4月临危上书周恩来总理,反映寺院混乱局面,得总理亲笔批复,使归元寺得以完整保存。1979年11月荣任归元禅寺方丈,是文革后丛林升座第一者。后历任黄梅五祖寺方丈、武昌宝通寺方丈,相继接待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新加坡李光耀总理、日本中曾根康弘首相、比利时菲利浦王储等,先后出访过印度、尼泊尔、泰国、韩国、日本等国,举办归元禅寺僧伽培训班、恢复武昌佛学院。为中国佛教协会四至六届常务理事、七届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佛教协会三至六届会长,武汉市佛教协会四至七届会长,武昌佛学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历任湖北省人大代表、常委,武汉市政协委员、常委,汉阳区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等。出版有《昌明方丈法偈选》、《昌明大师诗文选》、《昌明大师书法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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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觉群》编辑部委托作为特约记者采访昌明大师而成。

　　发表于:上海佛教协会会刊:觉群 2005年第2期(总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