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陵法师是清代早期一位著名的禅僧，他青年时便投高阳寺毗庐真一禅师受具戒，后来南游参禅宗临济尊宿杭州理安寺梦庵禅师，因悟性深而超格得授衣拂法印，成为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世嗣法传人。迦陵一生的参学、演法活动范围很广，其足迹遍及江南、塞北的一些著名禅寺，先后在杭州理安、江西归宗、京都柏林、大觉和塞北的法林等寺院主方丈。迦陵法师不仅对佛理参悟独具心得，达到了圆通之境，而且能阐发微妙。有记载说他“智逞无畏，说纵无碍，辩演无上菩提以祝无量”，使听者“每于捶拂之下，不独耸耳，且乃惊心”。①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冬，他在京师(今北京)柏林寺讲法，“竟若决江河而莫之御：无一处不发人之未发，无一句不闻人之未闻；会下五、六千指，皆恍然自失，无不欢喜踊跃”。②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等百余卷佛教内、外典籍传世。

与同时代的一些高僧大德相比，迦陵法师的生平有其特殊的遭际，那就是在他的晚年，遇到了后来当了皇帝的雍亲王胤禛。胤禛在藩邸时，延请迦陵为上宾，时常与其省究禅宗精义，甚至引其密参帷幄，运筹夺嫡即位的机要。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胤禛出资修葺京西名刹大觉寺，并力荐迦陵主大觉寺方丈，成为该寺的“开法第一代先师”。③雍正元年(1723年)春，迦陵承新登大宝的雍正帝之令，突然辞卸寺务南游江西庐山，一瓢一笠，山居水宿，过起了放逐式的生活，后于雍正四年(1726年)示寂于归宗寺。迦陵圆寂后，雍正帝谕令迁其灵塔于京都西山，封其为“大清国师”，追赠谥号“圆通妙智”，并将其语录辑入经藏。然而，数年以后，雍正帝对迦陵的态度突然大变，竟说其品行、学问一无可取，诏令削黜国师封号，还把他的语录从经藏中撤了出来。

迦陵禅师晚年及身后的这些升沉荣辱，与雍正皇帝有重要的关系，其以一介禅僧，得与一代帝王结识，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这里面恩怨情仇，忌讳颇多，近三百年来，研究者聚讼纷纭，但个中情由，一时很难分明。

今北京西山大觉寺藏有一幅迦陵法师画像，是当年供奉于寺内“影堂”之物。这幅画像的上端，有“大觉堂上第二代继席法徒实安”题写的《老和尚像赞》一则，对于间接了解迦陵与雍正帝的关系，很能启人深思。像赞曰：

“欲要赞，只恐污涂这老汉。欲要毁，又怕虚空笑破嘴。既难赞，又难毁，父子冤仇凭谁委？不是儿孙解奉重，大清国内谁睬你！咄，这样无智阿师，怎受人天敬礼。”

很明显，这则像赞中，既有“棒喝”之语，又有愤激之言，充溢着嗣法弟子对先师结交最高权力者的“微辞”。明明谥为“妙智”，赞语却称“无智”，虽已贵为“国师”，却又在大清国内无人理睬，这就是你结交皇帝的下场！而“父子冤仇凭谁委”一句，更是事关机要，深意存焉。这句话的原意是：由谁来道出他们父子(应暗指康熙帝和雍正父子)间因传位而结怨、为仇的原委呢！

这则赞语的作者实安，法号佛泉，他随侍迦陵多年，曾助师编录《杂毒海》等佛教外典多部，迦陵圆寂后，他继主大觉方丈，成为临济正宗三十五世传人。他与其师相知甚深，对于迦陵自恃明敏善辩，参预世俗政务，颇多微辞。他著有《语录》6卷(板藏大觉寺)，卷五载他于迦陵死后写的二首题为《国师勘三藏》的七言诗，论迦陵生平行事很有见地。他在诗前小序中说：“若以世谛论，国师错过三藏；若以真谛论，三藏错过国师。彼此错过且置，毕竟第三度在什么处？错！错！”在辨证的哲理中，隐含着深沉的无奈。而第一首诗，则以反语锐辞，抒写了对迦陵因聪敏而伤自身的泣血之叹，也颇堪玩味：舌尖带剑欲伤人，纵使英雄也丧身。

不是三藏暗捉败，几乎千古恨难伸！

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当年迦陵与雍正之间交往的具体细节，今天已很难弄清楚了。但通过残存的一些文献资料，尚可理出几缕基本脉络，甚至能够窥测到康、雍易位之际，缁衣黄冠密参帷幄的真实背景。本文仅就近年大觉寺发现的与迦陵、雍正有关的零星资料，结合此前某些专家的研究成果，略加阐释，庶几能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一、誉满禅林的一代宗师迦陵

迦陵是沈阳(今辽宁省沈阳市)人，生年不详。他俗姓李，法名性音，别号吹余，迦陵是其字，平生以字行。传说他是其母许氏梦日轮坠怀而生。他自幼明敏好学，且生得面如满月，神清气朗。他少习儒学，初受章句于性命之说，即能诘问深究义理。在成年后，逐渐厌弃尘俗，不乐世缘而长怀高行，但禁于父兄，不能遂其志。直至24岁，方投高阳毗庐真一法师受具足戒出家为僧。关于迦陵出家后参究禅理、弘演佛法的活动和直至成为临济宗的付法传人的过程，《新续高僧传》这样记述：

“真一［禅师］示以本来面目，□默参有省，辞一南游。时济洞尊宿，法席相望，音皆谒叩，多未能契。及见梦庵［禅师］于理安［寺］，便入记室。庵每有垂问，横机不让，竟授衣拂。已而辞去，道经六安［寺］，爱雪峰山水之胜，颇欲栖止。康熙丁亥(1707年)，梦庵［禅师］主柏林［寺］，寓书招之，入京分座临众勘验，真切简要，莫不推服。戊子(1708年)夏，梦庵［禅师］寂，诸山耆旧请音继［主］席，乃遁之。西山缁素复以大千佛寺敦逼，出世据座提唱，广众翘仰，为法为人，剿知刊见。于是方来英俊，奔超恐后，座前环绕三千余指。禅风斯卤，殷勤六载，得益如林。”④

据上引，可知迦陵嗣法于杭州理安寺梦庵禅师，且属超越常格而得付法印衣钵。又其出世于京都西山大千佛寺，开堂讲法时广众翘仰，一鸣惊人，使禅林大振。迦陵继梦庵出世后，未几迁主柏林寺，并再移理安、归宗、大觉三寺。雍正元年春，力辞大觉寺院事，悄然南行，隐居庐山。雍正四年秋示寂于归宗寺。《新续高僧传》这样记述迦陵成为一代宗师后的行止和“结局”：

“未几，协锡补处柏林［寺］。才及三年，而杭［州］之理安［寺］虚席以待，又往应之。方欲避酬答、憩山阿，江右许方伯兆麟以庐山归宗［寺］请为栖息之地，忻然赴之。未逾年，而有京都大觉寺之命。雍正元春，忽谢院事，飘然而南，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四方征书交至，却之弗顾。四年秋，复还归宗［寺］，独居静室。凉风九月，偶示微疾，举疏山造塔事，遂段作颂，有‘此处埋老僧，不得羊肠鸟道自庚辛’之语，为后来迁塔燕都大觉［寺］先兆。以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礼亲王汇其事迹奏闻，敕赠圆通妙智大觉禅师”。⑤

以上记述虽然粗略，但据此可推知，迦陵曾两次驻锡京都(今北京)柏林寺，第一次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第二次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计4年余。因柏林寺毗邻雍正潜邸雍王府，所以迦陵与胤禛的结识与交往，即始于此时。

康熙五十五年，迦陵以禅宗付法传人身份主席柏林寺，其法事活动除开堂演法外，还继主集云堂，編著刊印佛家内、外典籍，已知的有《宗鉴法林》、《是名正句》、《宗鉴指要》、《杂毒海》、《宗鉴语要》数种。其中《宗鉴法林》72卷、《是名正句》8卷与《杂毒海》8卷，后来收入日本《续藏经》⑥。据《宗鉴法林》书前《凡例》言：“是书之会集也，始于壬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春。在塞北之法林寺。其镌板讫工也，于甲午(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夏，在京师柏林［寺］之宗鉴堂。今题曰《宗鉴法林》，识地也。”又曰：“是书初刻于京都，公案二千五百有零。二刻于理安［寺］，复增入一百五十余则，共成二千七百二十则。”据上引可知，迦陵法师的大部分著作，都成书或刊印于杭州的理安寺和北京的柏林寺。

今天在北京大觉寺，藏有迦陵編著的木刻书板5种，分别为《宗鉴指要》(1卷，佛鉴序)，《宗鉴语要》(1卷，侍者如纶编)，《宗鉴法林》(原为72卷，间有散佚，尚存68卷，集云堂编)，《是名正句》(8卷，略有散佚，宗鉴堂编)，《杂毒海》(8卷，间有散佚，诗集，京都佛泉嗣祖沙门性音重编)。这些书板，应是迦陵主持柏林寺务时(康熙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所镌，其中《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为重编重镌(按：以上三书此前在杭州理安寺曾刊印，并被编入日本《续藏经》中)，而《宗鉴指要》和《宗鉴语要》两种，则为新编初镌，内容主要记述迦陵本人语录，还间接记录了雍亲王胤禛的一些法事活动和语录。这两种著作在雍正朝因语涉最高统治者，关碍颇多，所以镌板后，可能一直没有印行。

迦陵聪慧过人，博闻强记，诗文俱佳。他一生著述宏富，除上述5种外，尚有《十会语录》20卷、《宗统一丝》12卷。可惜，因为性音晚年的一些特殊遭遇，他留下的许多最能见其心性的文字，多已不传。

二、自称为“释主”的雍正皇帝

与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相比，清朝雍正皇帝崇信佛教的程度，似乎来的更为彻底、更为深刻。他的崇倡佛教，实际上是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观念的体现。如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当朝中群臣共庆“黄河清”时，蒙古王公进觐朝贺，要求诵经祈福，帝谕：若蒙古地区因做佛事而人畜兴旺，乃是受我之赐，因为“朕亦是释主”。可见雍正不仅要当皇帝，同时还想当大宗师和大教主。

雍正的佞佛由来有自，他在《御选语录》中谈道：“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成年后，他便认真研究佛理，并交结僧衲。当时常去雍王府的有弘素法师、迦陵禅师等。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时年35岁和36岁的胤禛，在雍亲王府举行了两次法会，并进行了“坐七”等活动，邀众僧一起论说佛法。在章嘉的指导下，这位雍亲王通过了“三关”，他认为自己“明白了三身四智之理，达到了物我一如本空的境界，真是快慰平生”。

雍王府与柏林寺相去不远，雍正在藩邸和登位后先后有著名禅师梦庵、迦陵、明鼎、佛泉等主持柏林寺寺务。这些僧人几乎都与雍正有过直接的来往。雍正称帝后，对佛教的兴趣有增无减。但他担心过分崇佛和交结僧人会引起朝野的不满和议论：“恐天下臣民不知朕心者，或起崇尚佛学、轻视政事之疑”。为此，他一度疏远僧人，将潜邸结交的诸僧如弘素、性音等逐往江南，而且自雍正元年至雍正十年，宫内10年未举行过法会，自谓“十年未谈禅宗”。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忘掉禅学，在与王公大臣的对话中，常常忍不住暗露禅机。雍正帝还写过一首题为《自疑》的诗，诗中自谓是不穿袈裟的野僧，“垂裳”而治，胜过形式上遁入空门的法师：“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雍正朝后期，佛事大兴，雍正帝万机之暇，举办佛事活动是他最感兴趣的一项。他贵为天子，却起了两个佛号：破尘居士和圆明居士，以示身虽在世，心已皈佛。他自视为教主，还开堂授徒。雍正十一年春夏两季，雍正帝在宫中举行大型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法会上，雍正帝亲自说法，并收门徒。

以“释主”自称的雍正帝，有时还直接干预佛教内部事务，如任命主持、扩修梵宇、赐赠僧人封号等，大都亲自过问、圣心独断。他还利用皇权，去调解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主张“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他认为三教各有其用，也有许多共通的东西，应融于一炉，致君泽民，共助王业。

雍正帝一生参究佛理，佛学方面的著述可谓宏富。他编有《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万善同归集》、《大觉禅师录》、《禅师心赋选注》、《翻译名义选》等佛学作品，撰写了《教程法数》、《圆明语录》、《集云百问》、《拣魔辨异录》、《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等佛学著作，在佛教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⑧作为一代令主，雍正帝沉湎于佛教很深却又不迷失自我，既勤于政事又能搞出这么多佛学著作，历数各代帝王，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三、迦陵与雍正的交往和恩怨

迦陵法师以一介禅僧，结识并受知于雍亲王胤禛，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其原由前文已略略述过：当时雍王府举办法会，胤禛欲召高僧论道，有人举荐了迦陵。可能几番谈辩之后，互觉机缘相契，于是，在雍亲王未登大位前，迦陵便成了雍王府的一位常客。雍正在其后来编写的《御选语录》中，有对迦陵的一段追忆：“……壬辰(康熙五十一年)春正月。延僧坐七(即约请法师们静坐七天)，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雍正也坐两日)，共五枝香(点燃五枝香的时间)即洞达本来，方知惟此一事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性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即可窥见他与这位亲王关系之一斑。

在这段时间里，迦陵与雍正除了参究辨难禅理外，是否参与了夺嫡继位的策划和密议，已不得而知，但迦陵在此期间，编撰过《宗鉴语要》(上、下两卷，镌板于柏林寺宗鉴堂)一书，书中以语录体多处记载了雍亲王充溢机锋和隐喻的禅语，对于了解康熙末年胤禛的内心思想，有启示和参考价值。如：

雍亲王千秋，竖如意云：威音那畔不假，炉韝钳锤不假，雕凿裁培，直教遍尘遍刹，无不赖其辉。若有一法过于此，光明过于此，寿量过于此，我此如意端直作如意用。击一下云：今日化为轮王髻中宝珠，照耀四天下去也，为人一一点出。是眼司见，是耳司闻，是鼻辨香，是舌谈论大地人争。敢道他不知，只是不敢承当，未免辜负尊贵。一路只得借此为标准，普令遍法界，一草一木，尽截以为筹，贮于石宝中，以满其寿之量。且道，法界还赴也未？欲知赖及万方，只因化被草木。遂放如意云：不见道，尧舜之君，犹有化在。⑨

从现在已知的材料看，雍正和迦陵的亲密关系大约持续了10年左右，其热度最高的时期在康熙五十九年

。当时尚在潜邸的雍正对京西名刹大觉寺“特加修葺”后，力荐迦陵性音任该寺主持。当年秋九月，雍正亲自撰文并书丹《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在记文中盛赞迦陵“净持梵行，志续慧灯，闲时偶接机锋，不昧本来面目，是可主持法席而能以宏阐宗风者也……”一时间所得恩宠，可谓无以复加了。

然而，雍正登极之后，这位与新皇帝有着特殊关系，本应是宠冠京师的大法师，却突然辞卸院务，扔下诸多徒子徒孙，于雍正元年春，“飘然而南”，过起了“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的既像被放逐、又如旷野逃亡般的生活。直到雍正四年秋，才回到江西庐山归宗寺，独居静室，闭门不问世事，并于当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微疾小恙示寂。迦陵的突然南行、隐居和遽然死去，可以说迷雾重重，其举动多有令人不解之处。时人如何猜测议论，今天已不得而知，但从雍正四年十二月对内阁上谕中，似可看出一些端倪。初看雍正这番上谕，似乎满溢着君臣之义和念旧之情，并表明自己处处以大局为重，在处理政、教的关系上弃取割舍均出之于理，一切都是光明正大之辞。但如果结合迦陵晚年的实际处境，细细品味，则会感到，这番上谕用心良苦，不过是借此“说事”，借题发挥，多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用以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才是其本意。

雍正在藩邸时交接僧道，韬晦其外，密议其内，朝野共知。这一点雍正并不想掩饰，但他怕臣工们认为他会进而依靠沙门参政，所以特地表明：“以朕嗣登宝位，凡体国经邦，一应庶务，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见性明心之学，与治道无涉。”迦陵性音与其十载过从、机缘深契，雍正在潜邸时就在西山修整大觉寺供其静修，也是朝野共知之事，然而就在雍正登极甫定之日，性音却弃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势，飘然南下，瓢餐笠行，居无定止，过了近4年的有类于流放和逃亡的生活，最后悄然而逝。迦陵南行已令禅林不解，迦陵之死更让他的弟子们觉得不明不白，因此才有“纵使英雄也丧身”与“千载恨难申”之叹。雍正深知这一点，所以在评价性音“人品见地、超越诸僧之上”后，解释性音在他登极后突然出走的原因：“且若以旧邸熟识僧人，仍令主席京师，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又说“性音亦力辞归隐”。其实，这种解释恰恰表明了迦陵的被放逐和悄然而逝，与雍正有直接的关系。其原因不仅是深谙帝王之术的雍正在重行“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旧套，而且也是掩饰旧污、保护清名必然要用的手段。况且，这位与其交往十载的迦陵禅师，非常可能了解许多绝不应该为外人所知的藩邸旧事，甚至能详细道出雍亲王与其父康熙帝的恩怨情仇来。恰恰是这一点，也许才是迦陵被放逐并以微疾而遽然身死的深层原因。

同其他僧人相比，迦陵的下场和结局也许还算幸运：被封为大清国师，赠谥“圆通妙智”，诏在京西建塔以安其灵骨，并将其《语录》收入经藏。

可惜，迦陵死后“哀荣”并未能保持长久，过了不几年，雍正帝对其态度突然又发生了绝大的变化，一改以前的赞誉有加、恩礼备至：说自己早就发现迦陵品行有污，行为不端，以法界之人却喜干预尘俗之事，所以在登极后令其离开京城，以护佛门清规。并说性音语录含糊费解，不能有利众生，“朕从前失于检点，亦性音辜负朕恩处，着削去所赐［国师］封号，其语录入藏者亦着撤出”(见《雍正朝汉文谕旨》)。不仅如此，雍正还敕令地方官严加访查，不许性音门徒记录当年雍亲王与僧衲交往的情况，更不准将这类文书加以保存，否则治以重罪⑩。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雍正一改常态，不惜否定自己以前的“圣谕”，还承认“失于检点”，而对迦陵大加贬斥呢？是不是性音在离京师南下隐居时，曾参预世事，透露过某些有碍雍正帝清名的“底细密事”，而被雍正发现了呢？不过依迦陵的阅世之深、度事之敏，出这种纰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样会招来更大的灾祸，其后果绝不是黜封号、撤语录的惩处，削谥号、折灵塔、焚著作也许还是“皇恩浩荡”了呢！

据今天北京西山大觉寺所藏的迦陵画像、书板等相关资料，推测当时惹恼雍正的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迦陵的语录中，有许多记录雍亲王与僧衲交往的内容，属于不能保存流传的“机密文书”，如上文提到的《宗鉴语要》和《宗鉴指要》，这类记述几乎附拾即是——雍正一经发现，能不骨梗在喉，弃而毁之？另一个原因是迦陵的弟子们为其师取祸。迦陵被逐而死，深知其因的嗣法门人能不怨恨在心？所以难免形于面或言于人。如迦陵的付法传人，继主大觉寺方丈的佛泉实安法师，在迦陵圆寂后，悲愤之情，不能自已，所以留下了不少怀念先师、讽喻世情的文字。除了本文开头所引的《老和尚像赞》和《国师勘三藏》一诗外，在《佛泉安禅师语录》卷五“佛事”一节中，关于大觉寺弟子们为迦陵做佛事的描述，捎带着语及雍正，看去沉痛悲切，实则机锋处处，颇勘玩味：

先老法师讣至，上供拈香云：超情尘，越三界，何止廓然无圣，直得心如死水。任尔狂风，纤波不动。忽闻先师讣至，不觉倒岳倾湫。非是小儿无定力，只缘恩大实难酬。先老法师二周忌，拈香云：先师知处，小子不知；小子知处，先师不知。只这不知，碎身为微尘，是实难凑泊。欲要哭，哭不得；欲要笑，笑不是……

先老法师三周忌，上供：破家荡产，起死回生。老汉惯用红线法，乌豆换人眼睛，虚空刮出骨髓。是这老汉处心狠逾虎狼。

大清雍正皇帝向天寿山头，点出人天正眼。虽然遂顾左右云：还有觑见先师眉毛长短么?千山涌出千峰秀，万古尖新万古真。

读了以上几段文字，我们也许就能明白了：雍正突然改变对迦陵的看法，不是没有原因的。纵观迦陵与雍正的际遇交往，后者虽然结局不佳，但基本上还算幸运。自古伴君如伴虎，试看历代与帝王有过亲密过从的人，有几人能金紫缠身到老，生死哀荣一世？不落得身首异处、破家灭族而能全身而退、终老林泉就是幸运了。从这个角度看，这位禅僧结局还不算十分悲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迦陵的最终被放逐和猝死庐山，也许正应了这句古语。——谁叫你知道那么多皇室内情啦！

①②(清)释佛鉴《宗鉴指要序言》，北京大觉寺藏板。

③(清)释实安《佛泉安禅师语录》卷一，北京大觉寺藏板。

④⑤喻谦味庵氏编《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二十五。

⑥《大日本续藏经》一书收入迦陵法师編著的《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三种。其中《宗鉴法林》编于该书第一辑第二编禅宗语录通集部。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此书，其中《宗鉴法林》的编号为18872：576—580。中华民国36年6月上海涵芬楼影印。

⑦彭钟麟等编《清史通鉴》，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⑧迦陵《宗鉴语要》上卷，北京大觉寺藏板。

⑨参见冯尔康、许盛恒、阎爱民等着《雍正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编辑：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