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续·我的佛教观 二 佛典的汉译

二 佛典的汉译

寻求佛教的机运
松 本 我们谈了印度的佛教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首次传入中国的情况。这从公元来说，主要是在公元前后的时期。下面我希望能谈谈继此之后的公元１世纪至４世纪由西域各国来到中国的佛教徒的翻译活动。
野 崎 鸠摩罗什、真谛［真谛(４９６－５６９)，六朝时代梁、陈的外来僧。西印度优禅尼国人。原名波罗末陀(Paramartha)，汉译为真谛。受梁武帝之招，于大同十二年(５４６年)赴建康。遇梁灭亡的混乱，流离各地。在此期间译《大乘起信论》、《金光明经》、《摄大乘论》等许多经论。后被当作摄论的开山祖师。］、玄奘、不空［不空(７０５－７７４)，唐代密教僧。原名阿目佉跋折罗(Amoghavajra)，译为不空金刚。据说是锡兰岛或北印度人。开元八年(７２０年)随师金刚智来洛阳，学密教，协助共师译经。金刚智死后，７４１年寻求密教经论去印度，７４６年回长安。以后在大兴善寺译出《金刚顶经》等密教经典多部。］(或义净)［义净(６３５－７１３)，唐代僧人。咸亨二年(６７１年)去印度，待２０多年，游历各地，学佛教。证圣元年(６９５年)携带大量佛黄回洛阳。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经论多种。根据赴印度的体验，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四位三藏法师，一般称作四大译经僧。不过，我们应当首先谈一谈在他们之前的一些翻译僧。
松 本 是的。鸠摩罗什的中国的翻译活动是在进入５世纪以后，真谛、玄奘、不空分别是６世纪、７世纪和８世纪的人。我想以后我们会按顺序提出来分别谈论。现在首先谈谈在这以前的３００年间，即所谓的草创时代，从西域陆续到来的佛教徒经历了什么样的劳苦，开始把佛典翻译成汉文的。
池 田 关于鸠摩罗什，既有资料，又是与名译《妙法莲花经》有关的重要人物，以后应当详细地探讨。现在我们先谈谈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以后，佛典怎样传入和翻译的过程。
佛典的翻译说起来简单，其实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首先，当时不会像现在这样有着专门的外语学校，也不会有辞典之类的工具书。
最初大概只能用姿势手势，夹杂着片言只语，想方设法来表达意思。而且，在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从公元前２世纪开始以后，主要也是外交使节、商人的来往。要理解像佛教那样颂扬深遂的思想、驱使印度独特的思维和概念的经典，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松 本 我记得以前已经谈过，公元前２年到来的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就是向宫中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经文。但是，这位宫中的儒学家对佛教的教理究竟能够理解多少，不能不令人感到很大怀疑。
另外，据说东汉的楚王英在公元６５年已经供奉佛像。但是，看来也是当作一种神仙的咒术，和中国自古以来的黄老之教一起崇拜的。
池 田 最初供奉佛像大概是当作西域的一种珍贵的文物或贵重的艺术品。以后才逐渐意识到有更深刻的意义，对异国的这种佛的教义产生了兴趣。——这完全是一种想象，但大概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另一方面，来自西域的佛教僧侣——即西域归化人。汉人把他们称作“胡僧”或“桑门”，在中国旅居多年的期间，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汉语。他们出自弘教热诚的自然流露，当然会向求法的汉人谈起佛教。
野 崎 在中国，外国的使节来朝贡时，朝廷本来就有一种便于互通语言的翻译官的制度。据说是始于周代。如果说佛教是公元前后传入中国，通过口授之后，当然会留存于朝廷的记录中。
但是，像佛典翻译这样的工作，同编纂外交上的记录文献不一样，在以前的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大概还未曾有过。所以我认为，就开始佛典汉译的动机来说，恐怕还是由于在中国自身的内部出现了一种要探讨佛教的深远教义的机运。
松 本 我也是这么考虑。具体地说，在刚才所谈的大月氏王的使者到来的当时，还只是停留于让朝廷的一名负责官员听一听佛教的经文。而正式开始翻译佛典，是由于东汉桓帝［东汉桓帝(１３３－１６７)，东汉第１０代皇帝。姓刘名志。桓帝在位期间，宦官和党人之间斗争特别激烈，东汉逐渐衰落。］时代，安世高［安世高，东汉佛教翻译家。本安息国太子，后出家，精通小乘经典和禅学。东汉桓帝建和二年(１４８年)来洛阳，从事佛经翻译，２０余年译出佛典９５部、１１５卷。——译者］于公元１４７年从安息来到中国，以及支娄迦谶［支娄迦谶，略称支谦。东汉佛教翻译家。本月氏车沙门，东汉桓帝未年来洛阳译经，先后译出《道行般若经》、《般若三昧经》、《杂譬喻经》等２３部、６７卷。——译者］接着从月支到来。
东汉桓帝时代是公元１４６年至１６７年，距佛教正式传来已经历了大约１００年乃至１５０年。这就是说，到佛教真正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大致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野 崎 顺便说一下。据说桓帝这个人把“佛陀”的像和中国传统的黄帝、老子像放在一起供奉。因而有人对他崇拜夷狄的佛像进行过谏阻。
不过，史书上记载这位摆事实援助过来自西域的译经僧，还主持过盛大的宗教仪式，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信仰深厚的人。也可以说，佛教从这时才开始产生了具体的影响。
池 田 这就是说，一种宗教要在异质的文明社会里扎根，必须要经历这么漫长而艰巨的考验的时间。……就佛教的传来而言，在正式的官方记录上，起码留下了这样１００多年的空白时间。我觉得我们应当想到，在那里有着无名的西域佛教徒和汉人佛教徒的求法弘教的拼死搏斗。
在这期间，大概佛教被当作夷狄的宗教，发生过佛教徒遭到排斥、镇压的事情。因为中国毕竟是中华意识浓厚的国度，尽管儒家思想在东汉末期已经衰落，但仍然近似于国教。在这样的国家，终于能在皇室的支援下翻译佛典，肯定有着人们尚不知道的佛教徒们超过想象的艰苦奋斗。另外还可以想象，佛教静静地在民众之间深入渗透，日益成熟的机运终于促进了佛典的翻译。
总之，尽管历史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但一定有着没有露出表层的地下水脉的流动。它一旦获得时机，立即了涌出地表，变成溪流，变成奔腾的大河。如果没有最初的地下水脉的时期，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滔滔奔腾的大河。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最初在佛典汉译以前的艰苦斗争，应当说在佛教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自西域的译经僧
松 本 把佛典译成汉文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障碍是以语言为代表的文化的差异。另外，也不能忽视把印度和中国隔开的地理条件

。
池 田 是这样的。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西域各国热心的佛教徒，印度的佛教在那个时代恐怕是不可能传入中国的。所以应该说，西域或者说中亚各国的佛教徒所起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
印度和中国同西方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并列为人类大四大文明的发祥地。它们是在同一个亚洲地域相联的文明圈。可是，那里耸立着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峰峻岭。人们很难互相接近。所以印度的佛教徒要想到中国去传播佛法，首先必须要从北方的中亚绕行，或者冲破南海的惊涛骇浪。从当时来说，这样艰巨的事业都要以拼死的决心来进行。
松 本 可是，关于海路的实际情况，在东汉时代以前，没有什么资料，只能进行推测。从西汉的武帝以来，中国的历代王朝大力开发、并在历史上留下记录的，还是通往西域的道路。不过，这条路也是非常艰巨的。从西边走，首先必须要越过帕米尔高原的高山。接着道路从其脚下的疏勒分为两个方向，向东去就进入了一望无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耸立着天山山脉，南边是和昆仑山脉相连的流沙地带，只能在一些略有水草的绿洲之间辗转前行。
野 崎 时代稍后，据后来的法显谈到这一片沙漠地带说：“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
池 田 所谓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是说沙漠里本来连动物都不会栖息的。只有人依靠一些死人的枯骨，才能走过这些没有路的路。……这里说到以死人为标识是意味着什么呢？是说唯有人进入了这个连任何动物都不能栖息的不毛的世界吧。
开辟这样道路的人，恐怕首先是军人、士兵以及带有秘密使命的探险家之类的人吧。汉武帝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国家。他为了削弱北京匈奴［自公元前４世纪末约５００年间，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游牧骑马民族。自战国时代末期以来，频繁侵略中国北方边境。汉高祖征讨匈奴，反遭大败，只好求和。武帝时才受到汉的反击。以后由于内乱和分裂，逐渐衰落。２世纪向西迁移，消息断绝。４世纪在欧洲四处侵扰的匈(Hun)族，可能是北匈奴的子孙。］的势力，企图同西方的月氏族联合。另外，他为了要获得称作血汗马的大宛的名马，曾经多次向西域派遣军队。正是由于当权者的这种征服欲，致使罗布泊边的楼兰国遭到覆灭，无数的士兵埋骨于流沙之中。
松 本 井上靖［井上靖(１９０７－１９９２)，日本著名作家，北京大家名誉教授。著有《天平之甍》、《敦煌》、《孔子》等历史小说。——译者］先生的历史小说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些人间的悲剧。
池 田 我也非常爱读井上先生的西域小说(笑)……
这且不说了。走过了这条丝绸之路的第二种人，顾名思义，当然是那些贩卖丝绸、宝石等高价物品的商人。他们为了能把中国的丝绸高价卖到西方的波期、罗马去，所以要在这片沙漠中寻找道路。当然也会把西方的宝石等珍贵物品以及西域于阗产的玉带到中国。……总之，他们是为了追求通过这种东西方交易所获得的暴利，爬过万年积雪的高山，涉过河川，也曾曝骨于沙漠。
野 崎 走过这条丝绸之路的第三种人，当然是从印度到中国去传播佛法的佛教徒了。
池 田 对。不对，佛教徒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前两者那样的权力欲、征服欲和追求商业上的利益。他们的传教远征是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名利，完全出于一种要把佛法传到异国的弘教的热诚。正因为有着这种带有崇高使命的火热的决心，所以才能冲破一切艰难困苦，把佛法传到了异域。
当然，其中也会有人在途中遭到挫折，仰望着遥远的东方的晨空，被沙漠所吞没……
松 本 总的来说，这种从西域来的佛教徒，早已下定了埋骨异国的决心，所以归化中国的人也很多。
池 田 这也是他们与士兵、商人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徒并不是单纯在丝绸之路上经过和往来。他们的目的始终是在于传布佛教。
结束了语言无法形容的艰难的旅程，下面的使命早已在等待着他们。不言而喻，那就是超越人种或民族的差异，弘扬佛教，把佛法教给所有的人们。这时，作为这种弘教活动的一环，翻译佛典的工作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突出起来。
野 崎 在佛教传来的初期，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主要是西域各国的佛教徒，而不是印度的僧侣。当然，后来从当时称作天竺的印度也陆续有僧侣到来了。
松 本 中国最初称呼从西域各国来的佛教僧，一般都是在名字的前面冠以出身的国名。例如刚才谈到的东汉时代来的安世高，他原是公元前２５０年左右在现在的伊朗地方建立的安息国的王子。他借父王死去的机会，把王位让给叔父，为了学习佛教，年轻时就离开了本国，周游西域各国，后来终于来到了洛阳，２０年间一直从事佛典的翻译。
另外，同是东汉时代来的支娄迦谶和支曜［支曜，生卒年月不详。西域人。东汉灵帝中平二年(１８５年)来洛阳，翻译《成具光明定意经》等。］、三国时代的支谦［支谦，三国时代佛教翻译家。一名越，字恭明。本月氏人。随祖父于东汉灵帝时来中国。后迁居吴地，吴主孙权拜为博士。译出《大明度无极经》等８８部、１１８卷。——译者］以及东晋的支施崙［支施崙，生卒年月不详。月支人。东晋咸安三年(３７３)年凉州，译出《首楞严经》等。］等人，都是支、即月支国出身的人，或者是这些人有子孙。前面曾经提到过，当时的中国人都把贵霜王朝看作是月氏族建立的国家，所以都这样来称呼来自其统治下的地方的佛教徒。
还有后来译过１０卷《正法华经》的竺法护［竺法护，原名昙摩罗刹(Dharmaraksa)，西晋僧人，世居敦煌，原籍月氏。共译出佛教经典１７５部、３５４卷。其中有《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正法华经》等。——译者］。他实际上是出生于敦煌的月支人，所以也称作支法护、“月支菩萨”。因为他的师父是名叫竺高座的天竺僧人，所以从师姓，起名为竺名护法。
此外，大家知道东汉的康孟详［康孟详，生卒年月不详。据说其先祖为康居人。东汉献帝(１８９－２２０年在位)时业洛阳，译出《中本起经》、《修行本起经》等。］和三国时代的康僧铠［康僧铠，生卒年月详。三国魏嘉平四年(２５２)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经》等。］等人，都是从康、即康居［见于汉魏时代史书的国名，为土耳其系数牧民所建，以中亚的锡尔河下游吉尔吉斯草原为根据地。康居以通商谋利为目的，以后直到晋代仍经常向中国派出使节。］来的。据说这个国家是在现在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撒马尔罕地方，当时也是佛教国家。
野 崎 不过，当时的西域各国，据说因国而异，有的以“小乘”教为中心，有的一直信仰“大乘”佛教。当然，其中也有的两者并存，但总的来说只信仰一方。
例如刚才谈到的安世高。他只翻译了《四谛经》、《八正道经》和《转*轮经》等属于小乘的经典。
另一方面，来自月氏支的支娄迦谶，主要翻译了《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经》等所谓大乘经典。我想这说明了他的出身地大月氏是大乘教国家。
池 田 是这样。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总而言之，从公元前后到唐代，佛教在西域各国获得极大的繁荣。这种繁荣盛况，通过著名的法显的《佛国记》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可见一斑。在西域３６国——不，据说这个时代有５０多国，在中亚一带，佛法已经“广宣流布”。
据学者们，形成西域这些国家的民族是雅利安人。他们都说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也能通过梵文来读佛典。当然也发现过和阗文的佛典。总之，中亚各国在语言上是相近的。
可是，佛典一旦传到中国，那里是属于汉藏语系，两者的语言结构根本不一样。印度是用表音文字来表达，中国是用表意文字来记述。——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两者的不同。因而在那里必然要把佛典译成汉语。
因而，为了克服这种语言上的障碍，需要有通过活跃的商业活动而精通梵汉两种语言的西域人来作媒介。
宝贵的文化遗产
松 本 这样开始的佛典翻译，是从东汉的桓帝时代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北宋时代——即１０世纪至１２世纪，长达１０００年。简直令人无法想像。
池 田 同样是翻译，同近代日本输入西方文化相比，其规模还是一样的。因为从所谓文明开化的明治维新以来，毕竟还只经历了１００年多一点嘛(笑)！
当然，过去的佛典从梵文翻译成汉文同现代的翻译，有着时代和社会状况的不同，另外还必须考虑到印刷术飞跃发展的因素。当时是要一字一句笔录下来，那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尽管如此，动辄就是１０００年，这到底是大陆的衡量尺度呀！而且应该说，只有具有自太古以来的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汉民族，才能完成的。
野 崎 中国本来就是一年重视文字的民族，一旦知道来自域的佛教是将会留之于人类历史的宝贵的宗教，当然要把它翻译过来，留于后世。
松 本 不过，儒家的学说也被当作经典，受到尊重，大学里设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为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所设立的官名。五经是指儒家基本文献《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和《春秋》。任命各个经典的权威为博士，解答皇帝的疑问，教授弟子。］，留传后世。……
池 田 儒学的学说是中国人自身产生的民族古典，受到重视并没有什么奇怪。而佛教的情况不一样，最初当作异域的宗教而遭到排斥，后来逐渐为一部份人所信仰，但仍和黄老的神仙方术混同起来。最后终于时机到来，接连不断地把佛典翻译成汉文。
要说这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佛教在文化上给中国民族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起码在北宋以前的１０００年期间，如果忽视佛教的影响，那就无法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而且，在概观中国接受佛教的历史时，从翻译了什么样的经典，也可以推测出当时代的佛教情况乃至社会状况。佛典汉译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佛教兴隆史，是１０００年间中国文化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因素。
野 崎 最近几个月，我也读了几本中国通史。从东汉经过魏、蜀、吴的三国时代，到西晋、由五胡十六国开始的南北朝时代、隋唐统一王朝的成立，王朝的变迁令人眼花缭乱，太复杂了，有些地方确实是外行很难理解的。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正是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重要的佛典一卷接一卷地译成汉文，而且以此作为重要的弹动力，佛教普及到中国全境。
松 本 我在学生时代，为了应试的准备，也曾有过为了记住五胡十六国的名字而辛苦的体验(笑)。这也可能是由于我学习不能持之以恒的缘故吧。不过，在单纯的通史中忽视了作为其背景中的一种有力的起因的佛教，那也许也会构成阻碍理解这一时代的一个原因。
比如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我们通过《三国志》等史书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魏、吴两国，佛教迅速地昌盛起来。我们经常举出的一个象征性的事例是，一个叫作朱士行的人，据说是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
他是颖川(河南省)人，精通般若经，但感到原典不完备，于魏甘露五年(公元２６０年)从雍州(陕西省)出发去了西域的于阗。在那里获得了二万五千颂的般若经的原典，让弟子带回了国。他自己在８０岁高龄时客死于西域地方。这部原典后来翻译出来，就成了２０卷的《放光般若经》
野 崎 在江南，吴主孙权皈依了佛教。“折伏”［折伏为佛教用语，破除邪法、邪义使之归伏正法的意思。——译者］(笑)他的是康居的康僧会。这位僧人的一生也是变化多端的。
据《出三藏记集》［梁代僧祐(４４５－５１８)著。为现存最古的汉译经典的目录书。以现已散佚不存的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为基础写成，并有译经僧的传记。］说，康僧会的先祖由康居入天竺，又由那儿移居到现在越南中部的交趾经商。他１０岁时因父母双亡而出家。赤乌十年(公元２４７年)到吴的建业，翻译了解说大乘实践修行的六波罗密［波罗密为梵文Paramita的音译，汉译为“度”，“到达彼岸”的意思。六波罗密指大乘佛教的菩萨应当实践的六种德目，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集经》等经典。他还善于唱诵梵呗。其特质是个善于实践布教的人，除了让孙权皈依之外，在教化民众方面也很活跃，终于为江南的第一座寺庙建初寺开了基。
江南还有一个叫支谦的在家居士。他在孙权的援助下，译出了不少大乘经典。他的祖父支法度原是来自月支，后归化于中国。顺便说一下，教导他的支亮，是东汉时代来华的支娄迦谶的弟子。
可以看出，２世纪前后从西域陆续来华的佛教徒们，从一开始就决心要埋骨于异国的土地——中国。他们与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人、士兵不一样，走的是一条从西往东的单程旅程。
这些佛教徒对信仰的一片热诚，到了三国时代终于发了芽，在具有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中国大地上开出新的文化的花朵。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战乱与纷争不断的社会里，同平民大众的心里所渴望的东西相呼应。
池 田 是这样的。人类的历史并不单纯仅由政治、经济的结构来决定的。在任何时代，平民大众虽然经常处于社会的底层，但有着像山麓下的原野那样的宽广度，支撑着人的各种营生。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平民大众的心灵活动。
要了解这一时代中国的历史，如果不看佛教由于佛典的汉译而获得飞跃发展，在很多中国民众的心中植下佛法的种子这一事实，那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时代演变的主流。
松 本 顺便看一看３世纪至６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佛寺和僧尼迅速增长的数字，也可以了解佛教在中国大陆以燎原之势普及的实况。据记载，６世纪末，华北全境有寺庙３万余、僧尼２００万。在江南，据说梁代有２８００多座寺庙、僧尼８２７００人。
野 崎 不用说，另外还有许多在家的信徒。由此也可以说，佛教基本上的中国大陆已经完全扎下了根。
不过，也有的学者说，这一时代僧尼之所以增多，是由于乱世出家比较安全；佛教扩大到江南的原因是由于很多汉人不得不从中原的洛阳迁往南方……
池 田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原因。不过，我认为，在中国全境，出家人如此增多，佛教如此迅速扩大，其原因还是由于佛教本身当中就有着一种要冲破一切障碍、不断发展的能量，而且包含着作为世界宗教的崇高的理念。
特别是在中国，汉译的大藏经仅经、律、论三藏就多达１４４０部、５５８６卷。完成了这样庞大的翻译工作难道还不可以作为其中的最大原因吗！我认为，这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说它是给人类历史留下了空前未有的文化遗产也不是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