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鲸人的尴尬

读书之余，打开电视机。一部美国电影，竟然让我兴致勃勃地看到尾，且想了很多。

　先说说电影内容。电影的名字为《护鲸记》，讲的是一个叫查尔斯兰德的纽约工程师，假日里突发奇想，携妻儿四人驾一艘帆船，到纽芬兰附近，沿着某传奇人物曾走过的航线，准备度过一个刺激的假期。遇风暴漂至一海岛渔港小镇（纽斯卡尔）。而恰好一头鲸鱼也因风暴误入港内搁浅。鲸鱼每天需要大量的食物维持生命；镇上的无赖混混以枪杀鲸鱼为乐；海上的捕鲸船欲以三万美金的价格请镇上的人代捕。兰德与几位朋友一道，力图保全鲸鱼。关键时刻，渔警受命赶到，制止了枪杀鲸鱼的纽镇人，并指出，鲸鱼将给这个破落的渔港带来新的收入。然而鲸鱼终因病饿而死。兰德满怀惆怅离开渔港。

　应该说，从拍摄技术上，影片并没什么过人之处。故事也无非是近乎老套的保护主义题材。甚至还有些让人多少有些厌烦的具有特定目的而不那么真实的情节：比如象征了罪恶的捕鲸船是在俄罗斯注册的，因而无法加以制裁等（从事实来看，这个国家应换成日本或挪威才是）。但抛掉这些不论，在故事本身之外的潜台词，却颇耐人寻味。

　说耐人寻味，是指影片中对护鲸人兰德与其对手－－纽镇人的关系的处理而言的。在大多数此类保护题材的影片中，代表了正义的人们总有其冠冕堂皇的责任来保护自然环境：或者身为政府官员，或者是当地人为了保护自己土地上的资源而反抗外来的掠夺。而他们的敌人，也往往是为了攫取利益而杀戮或破坏。但在这部片子里，兰德作为一个外国（美国）工程师，并没有直接的责任或权力或利益来保护鲸；而纽镇人，除了三万美金的诱惑外，也没有更直接的理由杀死这头鲸，但他们偏偏成为兰德护鲸的最直接的阻力。保护与破坏的角色被模糊化了。

　那么他们各自又为了什么呢？

　到这里，必须把他们之间的另外一层关系披露出来了。纽芬兰这个小渔港中的居民，虽然与兰德生活在同一个西方社会中，但他们是边缘群体。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兰德是大陆人，代表了那些与他们不一样的人，是属于优势群体的人，也是很遥远的人。他们说：“就是你们在纽约（的生活），使他们不断捕鲸，捕到现在只剩下一头了。”而生活在大陆上的人们并不关心纽镇人。小镇上的X光机坏了，没钱修，导致一个渔民的女儿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死。“至少可以用三万美金换一个新的X光机啊，”那名渔民说。

　这种隔阂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岛上生活了多年、在这里娶妻生子的老渔民和自愿来此、深受敬重的女医生，也被纽镇人自觉不自觉地列入大陆人。饶有意味的是，帮助兰德保护鲸鱼的，也正是他们。

　无论是在兰德、还是老渔民或女医生心中，其实同样自觉不自觉地把镇上的居民划为另类，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可以从他们对当地居民的隐忍看出来）。

　这样，护鲸与杀鲸（确切地说，是阻止护鲸），成为一种类似于较劲儿的举动，变成了纽镇人尽管似懂非懂、尽管同样从心里怀着对鲸的爱，却一定要加以阻挠——“我让你护不成！”的潜台词是“我为什么让你来护？”这从镇上居民表决时对兰德的辩白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如果没有你，我们一样会把鲸鱼救出来。”然而有了你，就不一样了，这是他们没说出来的。

　兰德感到不可理喻。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他得到的尴尬待遇多少有点天经地义。正像前面所说的，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实际利益上，小镇人都无可厚非。

　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我想说，影片实际想表达的是，所有的人在兰德试图做英雄而未果的过程中成了输家，没有赢家：兰德失望而归；小镇上的人很可能无法得到期望的利益补偿；捕鲸船徒劳往返；记者和科学家们没有见到鲸鱼；最重要的是，鲸鱼死了，一切都变得无价值了。并且，大家都没做错。兰德在为镇（市）长扯的谎（鲸鱼已经安全游走）向记者圆谎后，儿子问他为什么不揭穿他们，兰德说：“他们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我们也一样。”是的，还有什么揭穿的必要呢？这也许是故事最终唯一的收获，也正是影片耐人寻味的地方。如果要用语言说出来，那该是一种有些悲观的想法：人如果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很难奢谈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少不能指望依靠兰德这样的英雄来解决。人与人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因而人与自然的这场游戏很可能是如影片描述的，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没有输家也没有赢家的游戏。

　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佬，在塑造了英雄的同时，又消解了他；在没有答案的故事中，给了我们某种回答。

　如果我们一定要一个解决的办法呢？

　先说几句题外话。几年来，一直在西藏从事与自然保护有关的工作。我发现在众多的新旧生态（环境）伦理学教材中，很少对如何处理社会边缘人群（不管是什么原因或怎样导致的）的境遇与环境保护之间产生的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而这是在实际管理中最常遇到的问题。这种忽视往往会导致类似于“站着说话不腰痛”这样的事情出现。今年在北京，一位兼具专家与官员双重背景的北京人问我：你认为青藏铁路是否该修？（他的观点我早已明了：不修）我说，作为一个学习自然保护专业并从事这一行当的知识分子，我以为不该修，这无疑会增加自然保护的压力；但作为一个拉萨市民，我只知道铁路修通后一瓶普通啤酒的价格从五块可能会降到两块钱，该修！

　只要一个社会的某一个人群（西部也好，下岗也罢）的边缘化未能缓解，只要北京人（很抱歉，这只是一个象征意味的称呼）还在而且能于收入不断增加、衣食住行玩无虞的条件下，正义凛然地要求缓建青藏铁路之类的项目，要求下岗工人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这事情就不好办。说大点儿，是社会责任由谁来承担？是由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护鲸记》的作者所在的国家这不就很随意地撕毁了《京都议定书》？看起来国家之间也是一样。对付这类爷们儿，还真得拿出些牛二式的泼皮和更不负责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啦！

　要么——有时候想，如果让北京人每人每年拿出一两千银子，用于铁路修通后的环境保护，这是不是个解决的办法呢？